[22]因此，法学院的课堂教育应当专注于本部门法基本概念、规则、原则的讲授以及法教义学的训练，法律行业内部特定职业的职业技巧、技能的培养（比如律师的诉讼策略、法官对庭审节奏的把控技巧等）以及职业伦理则应当主要由法官培训学院、检察官培训学院、律师学院以及公务员的行政学院、党校等教育机构来完成。

第五，在权利、权力、义务、责任的关系格局中，义务先行，权力主导，权利与责任积极配合。第一，转变环境法的立法目的，使其在追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的之下实现各项具体的环境保护目标，但应以各项具体的环境保护目标为核心。

[3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九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在绿色发展理念下，环境法不仅要采取消极的态度严格限制资源环境的利用总量，而且还要采取积极的态度，想方设法养护生态环境，促进资源环境总量的增大。2003年，胡锦涛同志提出科学发展观，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在这种本能的驱使下，复杂社会中的人们总是不遗余力地去获取、占有感到所需或者认为有价值的外界事物，并给它们贴上‘我的标签。人类出于自身的生物本能，首先关心和重视自己的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然后才关心与其人身和财产利益密切联系的其他要素。

具体而言，在绿色发展理念前是具体环境保护目的+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在绿色发展理念下是具体环境保护目的+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展体现了人类经济增长的需求，绿色体现了人类应对现代环境危机的需求。石器时代，一个猎人能够准确地预测他投掷的结果。

所谓的天使投资应慎之又慎，不要投给不怕突破道德底线的科学狂人乃至魔鬼。同时，我们也要考虑那些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固化了自己价值观的人，你已经很难改变他们的观点。但是，现在的一些行为，比如像有些科学实验，它们一般并不被认为是损害社会与他人的，甚至一般被认为是造福人类的。然而，技术的进步却达到了这样一点：有些实验会给人类带来不仅难于预测，而且可能是重大的灾难性后果。

这种预防性法律又可以从预防性伦理中吸收道德理由和根据。从社会来说，对科学狂人动机的遏制也同样不宜只是以心治心，不宜只是主观的遏制，还应该有客观的遏制，有切实有力的惩罚手段，方能做到惩前毖后。

对于科学狂人，我们以前虽然有法规，却不是很健全，甚至以后也不可能做到完全健全。或者需要为贤者讳——包括现代知识界有时也这样做：有的著名人权运动领袖嫖娼、论文被发现有抄袭，当时的媒体记者就相约不予报道。这就需要某种前瞻，需要加大防范力度。第二是追求名声的动机。

第三是纯粹的对不可知世界的强烈好奇，或者说会不计任何手段和后果，一心要揭开事物奥秘。过去我在评论道德事件的时候，一般不主张深究行为者的动机，而是就事论事，就行为谈行为，因为人的动机难测，且不一定总有对道德主体全面评价的必要。否则法律就会被滥用，或者无法实行。他们的所作所为一般也不改变事物的自然进程。

但有些突破也是有巨大风险的，甚至越往后越是如此，为此我们才有必要提出一种预防伦理。过去的法律往往是，大概也必须是滞后的，它必须考虑行为的本身和明确的后果，乃至于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这四者可能是单独起作用也有可能是混合在一起起作用的，只是我们还不很明确这些动机孰轻孰重。而且，我们也要注意到人类行为实践中的一种情况：即便开始是出于高尚的动机，后来也可能产生恶果，甚至带来很大的灾难。

如果要从源头上控制后果，我们还要考虑对那些可能造成不可预测后果的科学狂人行为动机的遏制。出于自然的人性，人们常常愿意为亲者讳——这种容隐的原则至少不鼓励检举揭发。但一般来说，此前现代伦理也还是主要集中于对行为本身或者说行为准则以及行为的明显后果的评判。有些实验能够带来巨大的成果，但也可能有巨大的风险。现代社会知识界所主张的伦理和价值观，一般是要求全面彻底的真理、真相和真实的，而反对古人所主张的有所限制、隐瞒和隐讳的，但古人的主张其实还是含有智慧的。杀人就是杀人，欺诈就是欺诈，如果杀人的动机变成了现实，那么就要遭到不仅是伦理的谴责，还有法律的惩罚。

但今天，在基因工程、人工智能、医疗技术等诸多领域，我们已经越来越难预测我们行为的结果。从理念上来说，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可能需要概括性地提出一种旨在控制不可预测的后果的、预防性的伦理与法律。

目前，高科技的发展已经展示了许多方面突破的可能性。今天也许还需要一种针对后果的预防性伦理与法律。

在行为没有实施、没有产生后果之前，它不能惩罚人，更不要说惩罚动机。如果不能有力地遏制和惩罚闯关者，后面也就一定会有跟进者。

至于遏制求名的动机，当然首先是防止让这样的名声成为令名，这方面倒是容易取得相当大的共识，但如果有些人就是要追求出名，而不管是什么样的名声呢？这可能就比较困难，没有很有效的制约手段。也有媒体相约不公开报道某些罪行、罪人，或不提其名，不让那些不顾一切想出名的人扬名。人类是必然会不断追求技术进步和突破的，许多突破也的确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所以，我不揣冒昧地、但也还是谨慎地通过分析一些科学狂人的言行来推测几个可能的动机。

科技迅猛发展，不少领域已经酝酿着一个可能带来不可预测后果的突破，有些甚至只欠临门一脚。过去，行为的本身与后果都是比较清楚的，容易预测的。

但我们也要看到单纯伦理手段的限度。第四，我们也不完全排斥有时突破红线可能也是由于某种高尚的动机。

在舆论方面，伦理也是大有可为的，不仅是批评和谴责这样的行为，还可以考虑对求名的动机做一种消声的处理。这当然就需要有法律介入其中。

当然，我们还有赖于科学技术，要通过科学探究，去努力弄清可能的后果——即便这不可能完全做到。所以，对这样的事件也要视情分析，可能也不妨有一段时间的冷处理，当然，这种处理仍然应该是严肃和严厉的。从另一面来说，对有些以后可能被一些人纪念的恶人，也会有意抹去他的印记和遗迹。以后的法律基本上也还会如此，但问题是：由于上面我们谈到的新出现的情况，对于那些可能造成非常严重后果的行为，即便其后果还没有显露或者没有充分暴露，要不要实行预先的遏制和惩罚？ 道德可以有所作为的范围要比法律广泛，它可以评价一些法律不便惩罚的不道德行为，也可以评价人们的动机和整个人格。

而要让这种预防伦理落实，仅仅依靠社会舆论和内心信念是不够的，还必须表现在一系列的预防性法律和实施之中。当然，这种预防性的伦理与法律只能是针对那些结果目前还难于预测，但如果产生恶果，一定是影响非常重大的恶果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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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关涉人类命运的重要技术可能例外，因为它可能造成不可逆的重大后果，或者说像人们所说的，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所以有必要通过对科学狂人的动机分析来考虑如何从主客观两方面予以控制和防范类似的事件。第一是商业利益的动机。